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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作家蕾拉·斯利玛尼:女性真正的美就在于其复杂性

  养育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让女性心力交瘁、家住保姆与夫妻间的种种角力……毫无疑问,法国小说《温柔之歌》戳中了全世界许多职场妈妈的痛点,并对那些渴望在家庭之外绽放光彩的女性唱了一支“温柔之歌”,哪怕这温柔中其实隐藏着困境和。日前,小说作者、80后法国作家蕾拉·斯利玛尼来到中国,辗转、南京、上海等多座城市,与格非、张悦然等中国作家以及读者们分享创作心。

  2016年《温柔之歌》拿下了法语文坛最高龚古尔,成为畅销书,版权售至40多个国家,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中译本。“很难想象,怎样的女作家可以用如此客观、冷静的笔调写出一个充满惊悚感的故事。这和我过去翻译的小说都不一样。”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、《温柔之歌》袁筱一说,蕾拉的文体干净,用词简洁准确。“她以观察者的身份,和读者一样进入保姆的世界,看到了保姆生活和女人隐藏的另一面。”

  小说《温柔之歌》一开篇,“婴儿已经死了”引出骇人悬念———看似“完美”的保姆居然了她的两个孩子。这部作品取材自多米尼加保姆在纽约因双重罪被起诉的真实事件,了女性的艰辛、平物的命运、爱与教育的观念等社会命题。

  “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,可是孩子怎么办?”妻子米莉亚姆在《温柔之歌》里和丈夫保罗谈及自己想外出工作的打算,丈夫问出了这个问题。这时,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再也无法平庸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。显然,当丈夫发问时,他将自己置于局外人身份。这意味着,似乎只有对于母亲而言,投身工作还是照顾孩子,才会成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。父亲被默认是缺席的,而母亲一旦失职,则遭受。

  “以女人的角度写女人的故事,引发共鸣和社会关注,这非常必要。”蕾拉·斯利玛尼认为,“当身为女性的时候,会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,认为我们将来会成为妻子、母亲,这样才会拥有完整幸福的人生。我们被说,只要去爱、只要去被爱就够了。”但蕾拉与主人公一起思考后发现,即便女性有一天做了妻子、母亲,这也并不完全能让人生百分百幸福。

  “爱和被爱显然并不足够,这时我们会开始反思、发出疑问,甚至恐慌和害怕。”这也是蕾拉小说《温柔之歌》里的米莉亚姆、作《食人魔花园》的阿黛尔产生困惑的原因。“女性往往被这样那样的刻板形象所。”作家蕾拉30岁时怀孕并生下孩子,她发现,一个男人当作家是很正常的事,但女人因为要当作家或忙于其他什么事而找人帮忙照顾孩子,就被是的。“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摆脱这种感。”蕾拉忍不住“吐槽”:母性命题在文学中的挖掘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多,而由女性作者来挖掘的则少之又少。

  基于社会热门案件的小说,往往因话题度高具有一定的可读性,但蕾拉显然并不满足于此。在作家、大学教授格非看来,蕾拉笔下的人物看似简单,实则充满讽喻与暗示,她没有简单复刻新闻案件,而是敏锐捕捉到世界下的深渊。

  格非将蕾拉的作品定义为“有关的小说”,有着浓郁的非色彩。“只有当我们彼此不需要对方的时候,我们彼此才会感到愉快和”———书中这句话让他印象特别深,“初读有点怪,既然我们彼此都不需要,怎么会感到愉快呢?但一想,当我们彼此不需要的时候,体会到的恰恰是孤独,所以这也是一部关于孤独的作品。”

  对此,袁筱一也有同感。“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,是《温柔之歌》中强劲的不和谐音,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。”正是在这个层面上,女主角米莉亚姆成为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,也承载着种种因丰富而带来的内心冲突。袁筱一说,小说里的所有场景和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熟悉的,但小说永远需要小说家的本领才能完成自身生命的。“作家蕾拉的天赋,似乎就在于将这个社会事件为虚构的情节时,能够赋予人物、情节这些19世纪流行的小说因素以层次,借助并不复杂的叙事手段,撑住了不小的文学空间。”

  保姆题材在文学书写中并不好处理。此前,作家张悦然在中篇小说《天鹅旅馆》和短篇《家》里也塑造了保姆形象,她评价蕾拉“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凝聚的主题”,蕾拉写的不仅仅是法国需要面对的问题,女性陷入某种困境无法逃脱,归根结底是主人公了爱的能力———而如何找回学习爱的能力,是全世界作家不可趋避的线